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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建华 2014-01-12 08:41

《中国评弹网》编者按:陆建华国级一家演员,常熟评弹团团长,是深受广大评弹书迷喜欢的一位著名弹词演员。特别是从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评弹艺术节中,十五来连续荣获了历届中国评弹艺术节的创作、节目、演出金奖,还两次摘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出现了评弹界的陆建华现象。陆建华出身于评弹世家,伯祖张玉书;伯父张国良、张如君,舅父华士亭、华佩亭都是响彻书坛的评弹名家;父亲张翼良是常熟评弹团的著名评话演员,母亲华佩瑛也是弹词演员,是一个家属评弹圈。这种家属评弹圈在评弹界也不少见,但要集中那么多著名评弹演员实不多见。陆建华艺术成就与其影响力恐怕己超越了父辈,青出于蓝,这种现象在评弹界来说更为少数。现将发表于2013年第6期的陆建华自叙的《结缘评弹》转载,请读者进一步来了介陆建华的评弹人生轨迹。

一、学说书

  我出身在评弹艺人家庭,父亲张翼良是评话演员,母亲华佩瑛是弹词演员,但我小时候对评弹并无多少印象,更谈不上评弹艺术的熏陶。因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评弹艺术凋零,说书先生大多下乡或转业,原先热闹异常的书场均已偃旗息鼓。我受父母的遗传,嗓音条件特别好。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常熟朝阳花艺术团(俗称“小京班”)来校选拔学员,我仅凭一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就被吸收进团。朝阳花艺术团的队员都是小学生,当时排演的剧目是京剧《沙家浜》,我扮演沙四龙一角,在全县巡回演出,在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年代,“朝阳花”也风光一时,我也成了小明星。我是里面年龄较小的一个,还在童声期,嗓音特别好。饰演郭建光、刁德一的大同学正值变声期,往往有的高腔唱不上去,老师就安排我在幕后给他们“帮唱”。每次演出我常常要替唱好几个角色的,从郭建光唱到刁德一,有时甚至一个人从第一场唱到最后一场。“小京班”的经历为我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也激发了我体内潜在的艺术细胞,由此我对当时流行的京剧样板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4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开始慢慢恢复,常熟评弹团为了培养接班人,到各个学校招收学员。那时我虽已十六岁,但只是个懵懂的高中生,并无社会阅历。对评弹没有多少感情,内心更热爱京剧艺术,想去报考京剧团。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学戏练功十分辛苦,虽然我嗓音好,但身高没有优势,学戏是吃亏的,即使能学成,也不可能在京剧团“扛大旗”。而说书则大不相同,是口头艺术,身高和相貌对艺术影响不大,只要说得好就能吸引听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一个人要养活我和两个妹妹以及苏州的奶奶,经济压力很大。学说书成本低,收效快,能较快地减轻家里负担,如能考入评弹团,我自己的吃饭问题可以解决了。我对父亲的劝道,主要还是从减轻家庭负担的责任这方面去考虑的,何况对我这个喜欢文艺的青年而言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那时候学校虽然已经复课,但对于读书仍然很不重视),所以我只念了三个月的高中便决定报考常熟评弹团。

  不料初试时我还是因为身高的原因惨遭淘汰,事后隐约听说真正的原因是文革中遗留的“派性思想”在作祟,有些同志与我父亲在文革中不是一派的,主张将我淘汰。不久之后,父亲张翼良落实政策回到评弹团,成为骨干演员。父亲去找当时负责招收学员的文化局的科长,通过领导对我的全面了解后,发现我的艺术基础良好,也给主考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最终薛惠萍、钟月樵、蔡蕙华等老师力排众议,领导拍板决定将我正式录取。

二、父亲教唱

  常熟评弹团招收的七四级学员共五名,我和徐和兴(艺名徐峰)两个男生,徐美华、秦波痕、路晓枫三个女生。进团后由弹词名家钟月樵老师主教弹唱,第一只学的就是“蒋调”选曲《海上英雄·游回基地》,然后再学薛调开篇《书记的草帽》(当时传统题材的开篇选曲仍未“开禁”,《书记的草帽》是团里作家朱寅全老师撰写的新开篇)以及其他流派。

  对于刚刚学习弹唱的学员来说,要唱好这段“蒋调”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尽管我学得很认真,但是每次唱给父亲听,他总觉得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父亲是位评话演员,不过对弹词唱腔也十分熟悉,是个“老耳朵”。看到我学艺进步缓慢,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竟然也开始学习弹唱,然后为我“开小灶”辅导。每当中午大家回家休息时,父亲总是与我在团部大厅练习弹唱。评话演员教弹唱,这在评弹界绝对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为此父亲的举动也常受到旁人的非议甚至讥讽,说他“自己簧腔脱板没唱好,还去教儿子”。尽管如此,父亲依然执着地学唱教唱,我深受伟大父爱的感动和激励,刻苦钻研弹唱技艺,领悟力渐渐提高,有时竟也觉得父亲的弹唱“欠水准”了。其实,我在父亲耐心地引导之下,弹唱水平已有了不小的提高,能够辨别出好与差,懂门道了。此时,父亲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功成身退”,不再担当我的“课外辅导员”,怕真的把我教“坏”了。

  父亲用他执着的努力,成功引领我跨过初学阶段的难关,同时也征服了身边嘲笑他的同事。后来常熟评弹团排演《柳金婵》和《翁同龢》等中篇评弹,父亲不但参与主演,还“抢”了弹词演员的活,几部中篇里都有精彩唱段,得到听众和同行的好评。

三、问村“破口”

  “破口”是评弹界的行话,意指青年演员首次登台说唱长篇。这是演员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往往会因紧张而出现忘词、提前落回等事故。我的“破口”经历却与众不同,毫无准备地遭遇了“双龙会”。

  当时我刚完成基础的学习,又向王文稼、严燕君两位老门师学说了长篇弹词《白罗山》,接着团里给我安排了去说书的第一只码头,是常熟南郊的横泾书场。书场开设在当地镇上的剧场内,是个大场子,我非常开心,满怀希望地想去做一档好生意。当我背着包囊拎着三弦,乘轮船赶到书场已近中午,谁知道等来的不是热情的场方,而是一张写着其他演员的海报。我马上意识到是“双龙会”,场方竟然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已经请了别的演员。我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立即找到场方理论。我坚持认为自己是团里派的,书场不应该另请他人,场方也毫不让步,说那档演员是常熟影管处书管组派来的。最后场方毫不留情地对我说:弟弟啊,就是买菜都是挑好的买。言外之意,两档演员他当然挑好的一档。我当时听了此后深受刺激,觉得他们这样做欺人太甚。于是马不停蹄地回城,到书管组找负责人那里“撒气”,书管组没有帮我解决场子问题,但是负责人的一句话激励了我,他说“你现在不要来和我争吵,到一定阶段人家请不到你才算你狠”!这句话让我明白了艺术竞争的残酷,籍籍无名的男单档和男女双档“双龙会”,场方自然会请双档。争吵没用,争艺术才是硬道理!

  “双龙会”败北,我垂头丧气回到团里。正好浒浦的问村需要一档演员,作为弥补,团里又把这个场子安排给我。这次我有了经验,先打听清楚该书场确实无人演出,而且听说书场老板待人相当和气,于是立即坐船去问村,还带了表弟华春红去听书。“接风”宴二荤二素一汤,十分丰盛。其时物资紧张,在团里学习时食堂最多供应一荤一素,有时都是素菜。因此我对这顿饭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五个菜是肉糕炖蛋、鲫鱼、草头、青菜和蛋花汤。

  问村是个小集镇,书场很小,客满37人。我放单档说《白罗山》,第一天生意不错,有30人,第二天跌进30,然后逐日减少到最后剩十来个人。老板虽然忠厚,但毕竟要考虑营业收入,尽管没有开口让我“剪书”离场,但菜却渐渐少了,由二荤二素一汤减为一荤一素一汤,荤菜由鱼肉降为螺丝,直减至一菜一汤。这在评弹界叫“热接冷送”,是场方希望演员主动离场的一种做法。我明知老板的心思,但故意装糊涂,坚持说满半个月。“破口”说书,是对我意志的考验,也是对书艺的锻炼,所以听客的逐日减少和场方的“热接冷送”,都没有使我动摇。在这个小书场里,我成功地将《白罗山》说了一遍,书情、关子、唱篇等内容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对我今后的艺术道路大有益处。

四、金村误场

  单档演出了一段时间,书说得比较熟了,团里安排我和华琦拼双档。妙桥金村书场的老板听说我们这档小先生口碑不差,力邀我们去演出。书场开设在家中,并不大,我因为出道后生意一直挺好,对书场已开始挑挑拣拣了,碍于情面才答应去金村。

  那时正值蟋蟀出土,我觉得书已说熟,空闲时就常常赏玩蟋蟀。老板知道我有此爱好,特意陪我玩耍,不料第一天我的蟋蟀就遭受惨败。老板得意地说金村蟋蟀好,常熟蟋蟀不行。我好胜心强,第二天上午排好书,早早地吃过午饭就急匆匆出外捉蟋蟀,准备落回后与老板再决雌雄。喜好此道的朋友都知道,好的蟋蟀往往都藏身于人迹较少的野外石缝或庄稼地,捉蟋蟀时得蹑手蹑脚屏气凝神。我全神贯注于此,不知时间过得飞快,书场里听客已经在焦急地等我上台。老板反应还算快,预料到我一定是为了“翻本”外出捉蟋蟀,好不容易把我找到。等我换好长衫上台,已经误场20多分钟,我没有郑重的道歉,反而放噱头为自己打圆场。一位听客气愤地站立起来打断我的话:“以为你有啥急事,想不到去捉蟋蟀了。我们是买票来听书的,你要对听客负责!”这番话如当头棒喝,击溃了我不以为然的态度,我顿时满脸通红,羞愧难当。

  金村误场给了我深刻教训,让我牢记对听客负责的职业态度,以后到外地说书养成了隔夜到场的习惯,此后再没误过场。

五、姓氏释疑

  我和父亲一个姓陆一个姓张,经常会引来听众甚至同道的疑问。要解释张陆两姓的渊源,还得从我祖父那代说起。我们陆家是苏州齐门外冰凌浜人,家境困苦,曾祖父生育三子。第二子桂宝自幼出嗣张家,后师从评话大家黄兆麟学《三国》,由前辈评话名家张震伯取艺名为张玉书,寓意“麒麟角上挂玉书”。我的祖父排行第三,经营鲜活水产,后罹患血吸虫病逝世,顿使家庭陷入困境。我父亲本名陆兴男,祖父去世后他挑起生活重担,十六岁那年跟随伯父张玉书(陆桂宝)学说《三国》。其时张玉书及其子张国良、张如君皆名满书坛,父亲正式登台说书希望能借张家的威望早日扬名,就随了他们姓张,艺名张翼良。到生下我时,复姓归宗。

六、父辈的关怀

  我生长在一个评弹大家族,伯祖张玉书为第一代,第二代有四位评弹演员,分别是堂伯父张国良、张如君,堂姑母张佩君和父亲张翼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伯父的子女都没有继承父业,第三代就我一个学说书,所以他们对我学艺都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两位伯父性格迥异,教导方式也大不相同。

  大伯伯张国良比较随和,边喝酒边谈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听他谈三国中情节的铺排、事件的评论,才知道他台上滔滔不绝、引经据典,不是随口而出,是经过学习研究刻意布置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听我唱《战长沙》后,不评价我唱得如何,却问我是否知道开篇的内容?他告诉我,唱开篇不仅要掌握唱腔,更要通晓开篇的内容。一只开篇就是一个故事,唱开篇是用弹唱演绎故事,知道了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唱起来才有底气,才能唱好开篇。这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唱开篇应将弹唱与故事情节结合的道理,从此也对《战长沙》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感情。

  小伯伯张如君所在的上海团,是当年评弹界的“样板团”,治艺严谨,竞争激烈。因此,他对我要求严格,第一次见面就教导我要树立高远的目标,要么不学,学到就要成名成家,成为象蒋月泉、严雪亭那样独一无二的名家。张如君说表清晰,风格独异,对我影响很大。伯母刘韵若也不辞辛苦辅导我弹唱,一字一句地给我拍腔,让我获益匪浅。每逢我获奖,小伯伯总要给我泼冷水,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上,我参与创作并演出的短篇弹词《山歌王奇情》广受好评,他却说“你今天是超常发挥”!我深知这是一位长辈语重心长地真切关怀,我还远未达到伯父对我的期望,他在提醒我并非真的象大家赞扬的那样好了,不要轻飘飘。

七、舅父栽培

  舅父华士亭、华佩亭早在五十年代就走红上海滩,被吸收进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正当“华双档”艺术生命勃发之际,小舅华佩亭突然逝世,对大舅华士亭的身心和艺术都造成致命打击。失去了好兄弟的搭档,华士亭艺术抱负难以施展,艺术成就大受限制。所以当我自小显露艺术天赋时,舅父就常引以为傲,告诉团里的同事,自己外甥才读小学,样板戏唱得非常好。我考常熟评弹团,舅舅全力支持,时刻关注我的学习进展。

  文革后期,蒋月泉在上海评弹团学馆任教“蒋调”,当《战长沙》、《杜十娘》等传统开篇逐渐“解禁”时,舅父将我推荐到上海团学馆作旁听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我懂得了水磨腔、橄榄音,让我学会了咬字、共鸣、口腔组织等唱腔的真谛。由于蒋月泉老师的课并不多,舅舅还介绍我向钱骏学习,钱骏是当时上海团74级学员中经常被蒋月泉表扬的佼佼者,蒋调唱得很好,小腔也非常到位,钱骏给我“拍”了两只蒋调开篇,其中的弹唱技巧让我得益匪浅。

  舅舅家里子女多,负担重,平时生活节俭,评弹界人人皆知。但为了带我到上海学艺,他不惜代价,让我吃住在他那里,开销都是他包下来。通过舅舅的推荐提携,我在上海团学馆补了“奶水”,基础扎实多了,起点提高了,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直至我立足书坛,小有成就后,舅舅依然默默关心着我。每次汇演获奖,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每当我在艺术上遇到困难,他总是全力支持我,帮我化解难题。他对我的艺术寄托和悉心栽培,我将终生铭记!

八、说大书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是大书,弹词为小书。现在好多场合介绍评弹演员其实不确切,说大书的是评话演员,说小书的是弹词演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算个真正的“评弹”演员,我主要说唱弹词,也曾说过一个阶段大书。

  促成我说大书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我刚开始学艺就想学大书,觉得评话演员一个人爽气,不会受他人的牵制。但是父亲深知大书的艰辛,况且我学艺的时代评话已难与弹词抗衡,说小书两人一档,比较省力,且更有表演力,弹唱好的演员出名快。(现在想来,不管大书小书,要想说好都是难的。)在父亲的劝说下,我放弃了学大书的念头,但心中一直没有放下这个夙愿。其二是为了照顾家庭,父亲常年在外奔波,母亲早逝,我结婚生子后留在家中照顾妻儿的时间较多,拼个稳定的好的双档很困难,下手不可能总是迁就我。但作为演员,我又必须得出去演出,父亲就说索性出去说大书吧,练练说表,对艺术也有帮助。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收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经济上有一定的压力,单档出去演出比双档的收入要高不少。

  刚开始我想学说“张派《三国》”,但一接触下来,发现书中人物众多,不下点苦功根本没法说,所以就改学《山东大侠》。这部书是父亲为了丰富演出书目,向老艺人余养然购买《乾隆下江南》的脚本,重新改编而成的。《山东大侠》以三盗万年青、杨宝麟盗宝等情节为主线,各种角色齐全,父亲在编书时运用了弹词创作手法,书情较为细腻,适合我这个弹词演员学说。回顾说大书的经历,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说表艺术上的进步。建议年轻的弹词演员要放一个阶段单档,这对提高说表大有裨益。

九、三位恩师

  从考入评弹团学艺到跑码头说书,我先后得到钟月樵、薛惠萍、王文稼三位恩师的教益。

  钟月樵先生是我们那批学员的启蒙老师,负责培养我们的弹唱基本功。钟老师身体瘦弱,其貌不扬,但一开口那清脆的嗓音就把我们镇住了。他对我们既关心,又十分严厉。每天中午他午休时,也关照我们休息,劳逸结合。上课时他会按响团部大厅里公用自行车的铃声,大家就从宿舍出来集合大厅上课。有一次由于集体睡过头,按了几次铃没人出来,钟老师大为光火,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大声呵斥“你们不想学都给我滚回去”。那一次我们非但领教了他的火爆脾气,也再次折服于他的嗓音,发脾气骂人时都那么圆润清脆。钟老师根据自身学艺的经验,恪守评弹界传统的教学方法。他觉得首先要打好基础,不管男女都先学琵琶再学三弦,唱腔教蒋调、薛调和俞调。蒋调讲究小腔、韵味,薛调重咬字和口劲,俞调练习运腔和气息。他和蒋月泉先生拼过双档,很熟悉蒋调唱腔,那时很多传统开篇还不能唱,就教中篇《海上英雄》选曲《游回基地》,一曲《风急浪高》练了有一年多。薛调教的是朱寅全写的新开篇《书记的草帽》,钟老师用正宗薛调拍的腔。俞调开始教《西湖十景》,后来再教《宫怨》。我能有现在这样的弹唱基本功,首先得益于钟老师的启蒙教学,十分感激他。后来舅舅推荐我到上海听蒋月泉老师的课,钟老师很不开心,虽然我郑重地向他道歉并作出解释,他仍不原谅我。直至团里给他办从艺60周年专场时他才释怀,因为那时我是唯一坚守在评弹界并已有所建树的学生。

  基础教学近两年后,我们开始跟师学长篇。团里安排我拜薛惠萍团长为师,学说长篇弹词《白蛇传》,还举行了拜师仪式。虽然我是演员子女,但对这些老先生并不熟悉,总是“以貌取人”,心想薛老师头发花白,弯腰曲背,面孔有点凶相,喉咙又不好,出去说书能吸引听众吗?带着这些疑虑,我和下手季雪芬开始跟薛惠萍、高莉蓉老师,第一只码头是朱家角,白天排书晚上演出。一开书,我的疑虑就全被打消,书场竟然天天爆满!卖相不好照样能吸引听客,喉咙蹩脚照样唱得韵味十足,弦子单触(只用一只食指弹奏)照样博得掌声,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师,真的有本领。跟师的过程中,开始觉得薛老师说得噱,很好玩,慢慢就发现说书真的很难。《白蛇传》是传统书,什么金山寺、四大金刚、茅山道士、掌心雷等等,对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而言这些知识完全是陌生的,我们听得懵懵懂懂。好在薛老师比较随和,对我们不作过分要求,只是关照我们听书时不用记笔记,要用心记在头脑中,不懂就问。薛老师的《白蛇》是俞筱云、俞筱霞一派,重说功,生活气息浓。薛老师特别擅长王永昌、阿喜等市井人物的刻画,虽然嗓音不好,但生旦角色也拿捏得好,比较传神。在薛老师身上,我学到了说书要正确理解和塑造不同人物,遇到“弄堂书”要用其他手法帮助,适当运用“卖法”吸引听客。另外,薛老师说书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说表富有节奏感,这路说功对我很有启发和帮助。

  拜王文稼为师是一种巧合,也是缘分。那年王文稼、严燕君来常熟说《白罗山》,父亲和王老师是要好的小弟兄,叫我去听听这位世伯的书。谁知道春来书场600多个座位全部卖光,幸亏同学父亲老王在卖票,知道我学说书,把我领进书场。王文稼与薛惠萍有些异曲同工,貌不惊人,嗓子也一般,但说功一流,三弦极好,擅长阴噱。我看他台上说书十分轻松,一点不吃力,听客却始终被台上吸引,时而凝神静听,时而开怀大笑。两天书听下来,我就成了他的“粉丝”,回家跟父亲商量跟王文稼学《白罗山》。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去书场拜访,王老师一口答应,而且关照拜师仪式等形式都免了,我们送了一只火腿代替拜师的礼金。跟师大约五、六只码头,先生并不一本正经教说书,只是让我听书,自己领悟。最后一个码头在江阴城外的一个书场,分别前一晚,先生突然要我说一回书,我说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说,先生说你听了这么多遍还要准备吗?我一脸不情愿地坐上书台,硬着头皮说了一回《柴房会》。先生作了点评,说我唱得比他好,但是书说得不好,只是背了一条书路,人物角色出场时又像起又像不起,有点不伦不类,而且台位不清,苏氏一会对着这边,一会儿又对着那边,这样会把听客弄糊涂。我觉得自己一点没准备说成那样已经不错了,先生的这些批评我很难接受,心中又是委屈又是生气,那天晚上都没陪他喝酒。第二天还是不解气,就乘着先生师母没起床,把厨房里仅剩的六只鸡蛋、一小碗肉松全部吃光,然后不辞而别。先生师母宽容大度,没有计较我的小孩脾气,直到我结婚才和我开玩笑说:“建华,江阴走的时候你辣手的,我们起来一样吃的都没有。”冷静过后我渐渐明白,那是先生给我上的重要一课,书路清、角色清、台位清是说书三要诀,让我受益终生。

十、偷听偷学

  钟老师老实耿直,平时不苟言笑,唱功、做人和教学都体现一个“耿”字。

  有一次,我偶然在评弹团仓库里发现一台很大的旧式录音机,还有大盘的磁带。乘着老师不在就去偷听,刚好放的是蒋月泉的那段《风急浪高》,于是叫来同学一起听。钟老师知道后把我们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你们现在基础都还没打好,怎么能直接去听蒋老师的唱?今后不准再偷听。我们总想不通,你教的就是蒋老师的唱,为啥不让我们直接听他的唱片。没人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溜进去继续听,徐和兴与我住一个宿舍,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秘密,我一不在宿舍,他就知道我去仓库偷听,也跟着来,两个人还经常抢着听,边听边研究学习。

  “文革”后期,上海评弹团将现代长篇中的佳作《夺印》改编成同名的中篇弹词,由杨振言、张鉴国、朱雪琴等演出,优秀的书目、优秀的演员让听客听得如痴似醉,中篇《夺印》在大华书场和西藏书场连满四个月。我们身处常熟,只能从电台直播中听到一些片段,总觉得不能过瘾,于是大家向钟老师提出去上海观摩学习的愿望。团里经济拮据,考虑到一位带队老师和五个学员的来回路费、书票及餐费等是笔不小的开支,最终拒绝了大家的请求。我同徐和兴热情不减,决定自己偷偷地去上海听。虽然去了不一定能买到票,但是听书学艺的热情让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了,两人匆匆地赶到南门车站。因为没钱买票,就搭乘一辆去上海的货车。可惜天不从人愿,那辆汽车刚开到白茆就抛锚了。眼看上海去不成,我们只得返回常熟。那时乡下还没有公交车,我俩足足走了半天,回到宿舍已经半夜了。

  上海偷学之行虽然失败,但我们已被《夺印》牢牢吸引,想办法把它录了下来,并积极要求排演。钟老师被我们的积极性感动,同意排演中篇《夺印》。大家本已对书中唱篇耳熟能详,所以没几天就把篇子全部背熟,一个多月的时间,常熟团青年版《夺印》就排了出来。正好赶上团里下乡演出,我们的中篇演出效果很好,受到热烈欢迎。钟老师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决定给我们再排一个中篇《柳金婵》,参加苏州地区的会演。这个中篇团里老师已在上海演过,效果很好,向正明老师根据我们青年的特点再进行修改,并增加了陈甫生。当时苏州地区其他评弹团学员很少,我们六个青年一台中篇,在春来书场一炮打红,甚至吸引了常祥霖等曲艺专家前来听书。那个阶段,一向不苟言笑的钟老师对教学成果深感欣慰,整天都是笑眯眯的,非常开心。

十一、同学情谊

  常熟团七四年招收的学员一共五人,我是市区虞山镇人,其他四位同学都来自农村。徐和兴、徐美华是杨园的,那里离苏州无锡很近,锡剧比较流行,徐和兴锡剧唱得好,所以被招考老师相中,徐美华嗓子特别好,接受能力也很强,是我们五人中的“尖子”。秦波痕来自辛庄,父亲是文化站长,路晓风是随父母从市区下放到莫城的。刚进团时我们每月工资15元,食堂上交12元饭钱后,只剩3元的零用钱,去掉洗澡、剃头等固定开销,根本没钱买新衣服。我虽然是市里人,但家里经济条件很差,穿得最寒酸,尤其冬天,总是裹着一件在朝阳花艺术团时发的军大衣。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为了防止3元钱到手就花光,我和徐和兴找来了梯子,把钱塞到屋顶椽子望砖缝隙之中,每晚都会“望钱兴叹”。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从此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我从小参加朝阳花艺术团,学唱腔很快,但是不懂得弹词讲究气息和韵味,为了尽快掌握学习内容,我经常一个人独自摸索练唱。与经常在老师面前练唱的同学相比,我显得很“不认真”,钟老师总是批评我不用功。每次会课我却总是唱得最好,钟老师认定我是凭着一点“小聪明”,其实不然,我在课后花的功夫绝不比其他人少。

  当然,学习上的竞争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每逢休息日就挨个去同学家改善伙食。印象最深的是去杨园,一下能吃到两家。徐美华家虽然并不富裕,但是父母热情好客,家里腌制的咸鱼、咸肉总让我们大快朵颐。徐和兴家虽然也在杨园,但离徐美华家很远,得走两个小时田间小道。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看到碗橱里空空如也,心里觉得两个小时路程走得实在太“冤”了!不料徐和兴有“绝技”,他叫我们在家等一会,自己下河不到一小时就摸到一盆虾两条鱼和一只大甲鱼,大家啧啧称赞的同时不忘和他打趣:“想不到你弹唱不怎么样,捉鱼摸虾倒是能手!”

  同学家一轮吃下来,我倍感压力,因为父亲经常在外演出,家中没人招待大家。好在我是城市户口,家里多余的粮票较多,每到星期天食堂不开伙,我就请客。粮票是有价券,可以去菜市场换各种食品。有一次竟然换了一脸盆螃蟹,不知道是质量不好还是吃得太猛,五个人集体拉肚子,折腾了一晚上。

  八十年代初,本来准备与我拼档的路晓风,随落实政策的父母回城,成为第一个转业的同学,后来在粮食局工作。徐美华和秦波痕在八十年代后期相继结婚而转业如今徐美华已退休,秦波痕在国外发展。徐和兴后来改名徐峰,与江苏省曲艺团弹词演员罗荣珍拼夫妻档,先后拜周剑霖、龚华声为师,说唱《朱砂痕》、《武则天》等长篇,九十年代也离开了书坛,下海经商。

十二、管团长留人

  90年代初评弹进入“文革”后的最低潮,青年演员思想波动,演员大量流失。比我略大的一批全部转业,比我晚的一批也全部转业,我的四个同学全部转业。放眼整个评弹团,几乎就剩我一个青年演员。那时候我已结婚生子,爱人要上班,小孩没人照看。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也不可能请保姆,为了照顾家庭,我实在没法跑码头说长篇。我从业多年,27岁开始担任副团长,对评弹已经有较深的感情,但是面对生活压力,我的思想也开始动摇。

  我和爱人找到管巧福团长,和他交流我的生活和工作问题。我首先提出了不演长篇、留团工作的设想,管团长未加考虑就予以了否定,因为当时常熟团演员已经很少,留团人员一向只有团长、书记和会计等少数几个。留团不成,演出又不行,我只能提出转业并请求他帮我联系一个转业单位。管团长再次否定了我的设想,他说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团长,没有能力帮我解决工作,而且作为团长他也不可能支持我这样优秀的演员转业。非但如此,他还是坚持要我出去演出。我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样不给我路走,逼着我出去说书等于要拆散我的家庭!”我说肯定不行,爱人也不答应。大概沉默了一两分钟,管团长说只要你答应出去说书,我破一下例,每个月补贴你四十元。虽然那些钱用来请保姆照顾妻儿仍然是不够的,但这是管团长代表评弹团留住人才的一片心意,他爱才惜才的举动深深打动了我们,我和爱人商量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坚持演出。由于评弹团经济负担较重,加上某些同事的反对,每月四十元的补贴不到半年就取消了,但是管团长的关怀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此后再没有转业的念头。

十三、创作与得奖

  七四年从艺至今,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汇演、比赛数十次,获奖很多。含金量较高的是连续五次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获得十四次大奖,此外还两次夺得中国曲艺“牡丹奖”,省级奖项更多,我也因此被同行戏称为“获奖专业户”。细细回想,参赛获奖有偶然也有必然,这些奖项见证了我的艺术成长和发展提高。

  第一次获奖是八十年代初,在无锡举行的江苏省中青年评弹大赛上。我的年龄恰好能划入青年组,但我比同组的盛小云、韦梦早入行好几年,实践经验丰富,这是一个有利因素。另外我和沈伟英拼档弹唱《柳金婵》已有两三年,配合十分默契,选了一回“传书”很好,比较出彩。再加上比赛是江苏省范围,少了上海、浙江两地优秀的青年演员,竞争小了许多。比赛结果,我得了青年组一等奖第一名,第二第三分别是盛小云和昌顺明。

  不久后参加江浙沪“三枪杯”评弹大赛,挑选书目时与沈伟英意见不统一,我带着骄傲情绪单档参赛,自以为肯定得奖,结果铩羽而归。这件事给了我惨痛的教训,舅舅和父亲也教育我无锡获奖是发挥超常,具有偶然性。我认识到只有谦虚谨慎、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才能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使偶然成为必然。

  九八年我担任评弹团副团长,负责书目创作和演出等艺术工作。在一次赴白茆山歌馆采风时,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唱山歌唱痴的老人,我敏锐地觉察此人背后肯定有故事,于是在文化站长的陪同下,拜访了老人阿文和他的邻居,听说他因山歌而引出的凄美的爱情故事。采风回来后,我立即向局领导汇报了以此为素材创作短篇的设想,得到局领导的首肯和大力支持,由著名作家金曾豪执笔撰写初稿。阿文的故事经过作家的提炼和创作,成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山歌王奇情》。由于文学作品与弹词作品的表现手法有一定的差异,短篇交由一位弹词名家进行改编,这位老先生研究了一周后觉得改编有困难,又把本子退回给我。作品已报名参赛,日期都定下来了,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动手。我在长篇演出中常常临时“簧”唱篇,但从未尝试过评弹创作,连开篇都没写过,所以心里没底,改好后请团里的评弹作家向正明老师修改。向老师一口答应,改好后我觉得过长(参赛时间有限制),再进行修改并开始排练,同时听取各方意见,边排边改。经过苏州市第八届新剧(书)目调演和江苏省第三届曲艺节的实践,短篇由三个档改为双档,书情更为紧凑,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选拔节目时,原苏州市文广局艺术处处长蔡永良不提意见,连声叫好,他说常熟是选拔的最后一站,这个短篇犹如书坛上吹来一阵清新的春风,立意、手法、演员均好。短篇弹词《山歌王奇情》顺利入选艺术节,毫无悬念地囊括节目、创作、表演三个金奖,而且票数都是第一。

  常熟独揽三个国家级大奖的第一名,这是前所未有的,整个评弹界都把目光转向常熟陆建华,媒体、宣传部、文化局领导也由此特别重视评弹。“处女作”的巨大成功让我一发不可收,连续参与了千里寻宝、田阿桐、相约星期二、招牌菜等四个短篇弹词的创作和演出,蝉联节目金奖、创作金奖和表演金奖。从说书到参与创作,逼着自己学习、思考、实践,对如何铺排书情和塑造人物深有体会。这些作品,既有传统也有现代,说好传统书有助于说现代书,说好现代书也能反哺传统书,使之具有时代气息。我觉得一个评弹演员必须要懂创作,这里的“懂”有两层意思。一是学习创作,演员能结合艺术特长创作书目是最好的;另一层意思是正确理解作者要表现什么,即使不会原创,能二度创作也很好。作品出来以后,还要结合演出多“磨”,多方听取意见,反复磨炼修改,才能创作出精品。

(原载《苏州杂志》2013年第6期)

陆建华 

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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