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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遇春 2019-11-24 10:29

乾隆中叶,大清王朝气运鼎盛,秦腔兴盛;孙星衍与洪亮吉酷嗜秦音

我是秦人,自幼即爱秦音。

这里所谓的秦音,即众口所说之秦腔。

对于秦腔的爱好,虽然没有到痴迷的程度;但是,闲来无事,听它、学它,倒可以说是我人生之中的一大日常必备之事。

要说秦腔可以为乐,对我,倒是不尽然;但是,秦腔在我,可以解忧,确是亲身经验。

关于秦腔的种种、关于秦腔与我的诸端,在其他文字中,我已多有提及。

今天,不说我看秦腔、不写我思秦腔。

本文,说一说清代的人是如何看待秦腔、如何记述秦腔的。

本文出自清人李岳瑞的笔记《悔逸斋笔乘》中《孙渊如、洪北江嗜秦音》一节。

秦腔兴盛 

清朝时,中国的曲歌,以徽腔与秦腔为两大宗。

所谓徽腔,即徽调,既是徽剧的旧称,亦指徽剧所用的腔调。徽腔主要为吹腔、高拨子和二黄;后也用西皮、高腔、昆腔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 (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年间,徽班进京演出之后,徽腔对京剧腔调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年间的举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戏剧·徽调戏》:“ 程长庚 亦挟技入都,於是始有徽调。”

说到徽腔,重点介绍一下二黄。

作为戏曲唱腔的二黄,一般而言,都说是来自安徽,形成于鄂东与安徽毗邻地区。在京剧、汉剧、徽剧等剧种里,二黄都同西皮腔调并用,合称“皮黄”。在湘剧、桂剧等剧种里,二黄又称“南路”,同西皮称“北路”相对,或合称“南北路”。在皮黄中,二黄凝重,西皮明朗。清代初期,西皮是汉调的主要唱腔,二黄是徽调的主要唱腔。清中叶,西皮、二黄开始合流。至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年间,徽、汉二调在北京成为京剧的基本唱腔。

不过,二黄调名的来由,秦人也有其说,道是,二黄是陕南地区仅次于南路秦腔(即汉调桄桄)的大型剧种。音乐唱腔,与皮黄系统各剧种基本相同,以“西皮”和“二黄”两种声腔为主干,帮与京剧接近。其二黄由来,在陕西省有各种说法,皆与湖北“黄岗”说、江西“宜黄”说、安徽“石牌”说不合,而与陕西直接关系。据安康汉调艺人世代流传,都说二黄是在本地土调“黄腔”基础上受南北曲与兄弟剧种的影响发展演变而成。而所谓“黄腔”,在陕南三共本属“出格”、“变调”之意。如此,则“二黄”也许是西秦腔在陕西的“变调”之意。在汉水流域,旧有“一清二黄三月(两湖写作“越”)调,梆子跟上胡吵闹“之说。二黄名称或与此相应。至于有人写“黄”为“簧”,是否因原来曾用笛和唢呐伴奏,尚待查考决定。清代咸阳刘古愚、蒲城张东白、民国时富平王绍猷、乾县范紫东等前代学人,相继考察,同谓二黄乃“秦声吹腔古调新声”。这种说法是有它的道理的。它与“西皮调”东传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其渊源则同属早期“陇东调”、“西秦腔”在江汉流域的分支,与现称的梆子秦腔同源异流,以致在清朝中叶秦腔艺人、汉调艺人与微调艺人先后同台,才成为可能,也因此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剧种。

说完徽调,再看秦腔。

所谓的秦腔,就是梆子。这里的“梆子”,其实就是梆子腔。

梆子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它源出于山西、陕西交界处的“山陕梆子”,特点为唱腔高亢激越,以木梆击节。然后,它向东、向南发展,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形式的梆子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江苏梆子(豫剧的徐州称呼)等。

秦腔,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核心地区是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西岐)与凤翔(雍城));成熟于秦。又称乱弹,流行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其中以宝鸡的西府秦腔口音最为古老,保留了较多古老发音。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为梆击节时发出“桄桄”声)。

因为徽腔和秦腔各有特色,所以,在清朝时,这两个剧种的受众也有很大的不同。

演绎徽腔的徽剧,其主要观众为士大夫阶层。

以秦音见长的秦腔,则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

而且,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妇人、孺子等,这一阶层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不喜欢秦腔的。

清朝早期,秦腔只盛行于中国的北方。

到清朝末期,秦腔在长江以南也已经是很普通的曲歌、很普遍的存在了。

那些不喜欢秦腔的人,对秦腔的评价是:

急微噍杀。

意即其唱腔中声音急促、不舒缓。

并且批评秦腔说是,这是北方边鄙地区的杀伐之声。

自古及今,评论乐曲,都主张并信奉“亡国之音哀以思”一说。

清末,很多人坚持认为,秦腔的曲调,以及它在清末的流行,就是对“亡国之音哀以思”最好的说明。

“亡国之音哀以思”一语,出自《礼记·乐记》: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大意如下:

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情感在心中激荡,便会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组合成有节奏的旋律,就成为音乐。所以说,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快乐,这是政治宽和的表现;乱离时代的音乐,哀怨而愤怒,这是政治乖谬的表现。音乐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

就是因为不喜欢、甚至是厌恶秦腔,清末,一些人认为秦腔就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明证。这种论调一起,以至于很多人都开始对秦腔抱持了非常负面的态度。

但是,仔细思索,一切又似乎并非随风倒者所能真切体会。

其实,秦腔在清代的兴起,还远在徽剧以前。

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中叶,秦腔就已经在京师之中非常昌盛了。

孙渊如(星衍)、洪北江(亮吉)两位大家,都对秦腔十分酷爱。

笔记《悔逸斋笔乘》的作者清人李岳瑞曾经在京师厂肆的一家书店中,见到过一个小册子,提名做《秦云小谱》(因为撰写笔记时,已经是二十三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笔记作者多此明并不十分确定)。

这本小册子中所记载的,全都是毕秋帆(沅)在陕西任巡抚期间,当时比较精妙绝伦的伶人的小传,这里面多记述的伶人,全都擅长秦腔。

这本小册子里,还记载了孙渊如(星衍)、洪北江(亮吉)两位先生的言辞,说是:

“中国所有的曲歌,比较高雅的,也仅仅能够合上商音的音节、旋律。”

所谓商音,就是指旋律以商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多悲凉哀怨。

“中国的曲歌之中,偶尔有那么一、二节能够合上宫音的音节、旋律的,可惜的是,就其全篇而言,则无法称之为宫音。”

所谓宫音,就是指旋律以宫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正方而好义。

“只有秦地的梆子(秦腔为梆子腔,前文又述),演剧者无论生、旦、净、末,只要一开口,就是黄钟大吕,合于中音的音节、旋律。”

黄钟,我国古代音韵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

大吕,六种阴律的第一律。黄钟声调最宏大响亮。

后多以“黄钟大吕”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

“并且,秦腔之中,没有一个字会混人商音、徵音。之所以如此,猜想是天籁自然所致,不是人力所能强行达到的。”

商音,五音之一,亦指旋律以商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悲凉哀怨。

徵音,五音之一,亦指旋律以徵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高亢磅礴。

因为要把国运的兴亡和乐曲的盛衰联系起来,所以,有人还说:昆曲在明朝末年十分繁盛的理由就在于昆曲预示着明朝的衰亡。

秦腔兴盛 

昆曲的特点是:

清丽悲切、凄美婉转。

听了昆曲之后,触情动心处常常让人为之泪下。

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拿此时昆曲的兴盛与明王朝的江山日暮连接,还是满符合实情的。

等到清朝乾隆中叶的时候,其时,清王朝的气运鼎盛。这个时候,人心安乐,生活和顺,表现在音乐旋律上,就是秦腔的兴盛。

秦腔雍容圆厚的特色,正是天下大治时,规谏的音声。

虽然实况大约如此,但是,要把这话和清朝末期的人说起来,就像是拿南极对北极,反差会非常大。

笔记作者李岳瑞说,自己不懂得音律,而且,虽然自己就是秦人,但是,却非常不喜欢听梆子。

就其观察思索,清末一些人对秦腔的论述,也不过是牵强攀扯之语罢了,也不见得就有真见识。

不知这世界上真的有万宝常这个人吗?

如果真有,笔记作者真相拜望他一番。

(文中音乐方面的知识,我很贫乏,就只能按照自己浅显的理解书写了。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方家批评教正。)

文中相关资料补充。

孙星衍。

孙星衍(公元1753年~公元1818年),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告假回乡;三年后,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66岁,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洪亮吉。

洪亮吉,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洪亮吉生于清高宗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九月三日(10月17日),卒于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五月十二日(6月24日)。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公元1795年)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帝,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毕沅。

毕沅(公元1730年~公元1797年)清代官员、学者。字纕蘅,亦字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修撰,侍读,甘肃巩秦阶道,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死后二年,因案牵连,被抄家,革世职。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

万宝常。

万宝常(生年不详~约公元595年),隋代音乐家,江南人。其父大通曾从梁朝部将归附北齐,后图谋逃返江南,事情泄露被杀;因株连获罪,配充乐户,成为乐工。万宝常是一位音乐奇才,一次,与人吃饭,论及音乐,没有乐器,就随手持箸,在几个食器上敲起来,居然诸音俱备,颇为动听。当他提出八十四调理论时,有人哂笑他,以为是纸上谈兵式的谬论,他却能自如地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出手成曲,令人赞叹不已。还有一次,听宫中奏乐后,忍不住泪如雨下,说:“声音如此尖历悲哀,天下人将互相残杀矣。”时值盛世,众人皆以为是胡言,大业末年,天下群雄并起,果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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