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这片热土，自古就是英雄辈出之地。在古代，勇武过人的人都被称作“英雄”，而现代语境里，“英雄”既指有理想有抱负、不畏艰险强暴、为民族或先进阶级的利益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也指具有英雄品质的人民群众。较之古代英雄概念，今天更加突出国家、民族、集体利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顾党的百年征程，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这些英雄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起，辉耀在革命史册，留存于人们记忆。戏曲创作者通过艺术劳动，把这些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以戏曲之名，向英雄致敬。它们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心灵的感动，它对于弘扬当地革命历史文化和振兴本土戏曲剧种，亦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挖掘地方题材，勾勒百年征程

纵观近几年山东省戏曲创作，关注当地题材，以各时期先烈英模人物为原型创作的作品很多，如表现革命先驱题材的京剧《邓恩铭》，吕剧《先驱·王尽美》《我心永恒》《热血芳华》《马耀南》，柳子戏《江姐》等；表现人民抗战题材的京剧《燕翼堂》、吕剧《大河开凌》、柳琴戏《沂蒙情》、莱芜梆子《新娘》等；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优秀共产党员题材的山东梆子《孔繁森》《梦圆黄河滩》，柳琴戏《崔家沟》，五音戏《风起东郝峪》等；表现抗疫题材的吕剧《连心锁》、茂腔《紧急出击》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些戏曲作品以小见大，以点代面，内容涵盖了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征程，以艺术的方式立体地呈现在戏曲舞台上，既凸显了每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了戏曲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1.向革命先驱致敬

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需要光明和希望，五四运动前后，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各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王尽美、邓恩铭是济南共产党小组的负责人，他们和全国各地早期革命先驱一样，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和武装起义。京剧《邓恩铭》、吕剧《先驱·王尽美》《我心永恒》《热血芳华》《马耀南》等作品表现得正是这一时期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心中理想信念而斗争的艰苦历程，以此向那些用生命换来革命胜利的英雄致敬。

京剧《邓恩铭》从少年邓恩铭在老家贵州荔波的生活写起，从他与奶奶、父亲的对话中可见其少年时期的“忧国忧时”思想。他真正的革命生涯从转到济南读书开始，他在学校带头组织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最终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等22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韩复榘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牺牲的烈士称为“四五”烈士。邓恩铭时年30岁。

吕剧《先驱·王尽美》从少年王尽美写起，他从小就相信“求菩萨救不了咱穷人，受苦人只有自己救自己”。他的革命生涯也是从到济南读书开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一起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开滦煤矿、京奉铁路、青岛纱厂等地工人罢工，终因生活条件艰苦和过度劳累导致身体疾病，27岁事业未竟身先去。

吕剧《热血芳华》的主人公李世铮是以广饶革命先烈李耘生为基本原型人物，结合我省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事迹改编而成，表现了主人公从济南到武汉再到南京的转战过程，九一八事变后被反动派逮捕，在南京雨花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吕剧《我心永恒》从朝鲜战争胜利写起，以张文秋和刘思齐母女二人对烈士丈夫的回忆展开故事，讲述了张文秋与刘谦初、刘思齐与毛岸英两代人的革命爱情和不屈斗争。刘谦初和邓恩铭等人牺牲于1931年的“四五”惨案，时年34岁。毛岸英牺牲于抗美援朝战争，年仅28岁。

吕剧《马耀南》从当年学生潘国栋对马耀南的回忆开始，围绕着鲁中抗日烽火“一马三司令”的传奇故事改编而成。原本立志当一名好老师、好校长的马耀南，面对日本鬼子入侵，在早期共产党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守土抗战，毁家纾难，取得了解放邹平的胜利，把马家军交给共产党，整编入八路军队伍。马耀南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7岁。他的弟弟马晓云、马天民也都在抗战中牺牲，当地流传着“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专打日本鬼，保护老百姓”的抗战歌谣。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创作者们把这些英雄的革命先驱形象生动地呈现在戏曲舞台上，让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观众，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事业曾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的来之不易，从而提醒人们应倍加珍惜。

2.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在革命先驱引领和感染下，山东大地还涌现了一大批英雄的人民群众，他们舍生忘死，支援前线，参与抗战，在保护子弟兵、抵御外侮入侵时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京剧《燕翼堂》、吕剧《大河开凌》、莱芜梆子《新娘》、柳琴戏《沂蒙情》等，都是此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聚焦于革命洪流中具有朴素正义感的普通人，表现他们在历史巨变中的觉醒和成长过程。

京剧《燕翼堂》从刘晓浦、刘一梦的牺牲开始讲起，重点讲述两位从燕翼堂走出的革命先驱给后来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改变。燕翼堂主事人刘合浦（刘晓浦的哥哥）是一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开明乡绅，他遵照弟弟和侄子遗愿，“革命不胜利，绝不入土”，将棺木浮厝在桑行。为了保护家族平安，刘合浦忍辱负重，“中立求生”，但是在当时的战乱环境中，想要求生而不能，于是他暗中为革命军队提供医药和给养，和儿子、侄女一起走上革命之路。日军强行占领燕翼堂，将这座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城堡作为与八路军对抗的据点，危急时刻，刘合浦毅然决定火烧燕翼堂，与敌人同归于尽。

吕剧《大河开凌》以一个普通人“迷糊”的视角展开，表现以刘思雨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员和广饶县刘集村群众，为保护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宣言》中译本，与敌人展开的激烈斗争。“迷糊”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在刘思雨等人追求真理、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召下，逐渐由一个懦弱的胆小鬼成长起来，主动投身革命。

莱芜梆子《新娘》同样是写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在抗日战争洪流中的成长过程。新娘青青出嫁当天，丈夫就离家出走了，她和婆婆一起等待丈夫归来。因为喜欢唱歌，她参加了莱芜响水湾剧团，从共产党员红梅那里接受了党的先进思想。红梅牺牲以后，青青追随先烈足迹参加革命。红梅的丈夫林汉卿在战斗中腿部负伤来家休养，原来他正是青青结婚当天离家出走的新郎——林大钟（林汉卿的乳名）。面对为抗战腿部伤残的林大钟，青青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心照顾大钟，做他的拐杖，和他一起战斗，一起生活。

柳琴戏《沂蒙情》以众多沂蒙红嫂的感人事迹为素材改编而来，它讲述的同样是一个新娘的故事。丈夫满堂参军去了前线，山杏从出嫁就没见过丈夫，抱着一只公鸡拜了堂。公公牺牲了，满缸和满堂弟兄都去了前线，山杏和婆婆、嫂子在家积极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参与抗战。哥哥前线牺牲了，嫂子也在引开日本鬼子时与敌人同归于尽。山杏和婆婆、小侄终于盼来了前方胜利的消息，山杏重新穿起嫁衣，戴上盖头，等满堂回家，可是等来的却是丈夫的一身血衣。

“最后一粒米充军粮，最后一寸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是沂蒙山革命老区人民的写照，也是广大爱国人民的写照。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革命先驱是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人民大众前行的路，在老区人民身上，体现的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英雄气概。

3.向和平年代的优秀共产党员致敬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战争年代需要英雄，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共产党员始终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山东梆子《孔繁森》是根据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孔繁森事迹创作的。孔繁森两次援藏，工作期间为提高藏民生活而奔波，为藏民看病送药，收养藏民孤儿，甚至卖血接济藏民，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第二次援藏期满又被组织留任阿里地委书记。就在他大力实施发展阿里经济计划时，却在一次出差途中因车祸殉职，时年50岁。

脱贫攻坚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戏曲创作也紧紧围绕这一主旨进行创作，歌颂了扶贫攻坚战场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柳琴戏《崔家沟》以省级重点扶贫村崔家沟的扶贫事迹为题材，塑造了包村扶贫第一书记方素萍的党员形象。她联合村干部，耐心细致地做村民思想工作，最终以易地扶贫、整村搬迁的举措，创新了精准扶贫模式，解决了村里祖祖辈辈面临的“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娶媳妇难”等问题，村民搬进楼房，过上了富裕生活。五音戏《风起东郝峪》以博山区中郝峪村脱贫攻坚事迹为题材，讲述了郝忠强、郝胜利父子两代人接力带领村民艰苦创业，把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故事。山东梆子《梦圆黄河滩》是在黄河滩区迁建的时代背景下，以梁山县黄河滩区沙口村的发展变迁为故事线索，表现了黄河滩区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开展滩区迁建与脱贫攻坚，逐步走向乡村振兴、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

新冠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个战线的共产党员走在抗疫前列，完成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吕剧《连心锁》、茂腔《紧急出击》等作品在真实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表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医务工作者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争先恐后奔赴抗疫前线，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的感人事迹。

二、发挥戏曲优势，讲好英雄故事

要塑造一个有原型人物的英雄形象，力求全面展现其主要革命事迹，还要符合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对作品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戏曲结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以英雄事迹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因此，发挥戏曲优势，讲好英雄故事，也是戏曲艺术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1.以家乡戏演家乡人

有人说，“人生的一部分可以写进小说，小说的一部分可以写进戏剧，而戏曲写作的局限就更大了”。这是因为，戏曲要以歌舞演故事，要把现实生活题材以歌舞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还要考虑人物和剧情是否能够与戏曲唱、念、做、打等艺术表现手段相契合，因此题材选择对戏曲作品的创作至关重要。英雄人物是一个地区红色文化的重要标志，是当地乃至国家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更是当地人的自豪和骄傲。就近年来创作的戏曲作品来看，努力挖掘当地革命历史文化，成为戏曲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属于地方本位主义，而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戏曲创作者宣传弘扬地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而且，以当地革命历史文化为题材，更具有先天的创作优势：一方面，创作者调研采风更方便，当地观众对当地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更有朴素的亲近感，而对当地的戏曲剧种也更加喜闻乐见；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选择同样有利于当地戏曲剧种的复兴与繁荣。此外，弘扬当地革命历史文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前面提到的作品中，柳子戏《江姐》就不是地域性题材的选择。

以当地剧种演绎当地英雄人物或先进事迹，除了京剧之外，大部分都是由人物活动地或事件发生地的地方代表剧种创作，具体来看，由济南市京剧院创排的京剧《邓恩铭》，主人公的主要革命事迹发生在济南，最后牺牲于济南；由日照市艺术剧院创排的吕剧《先驱·王尽美》，主人公出生于莒县，隶属于山东省日照市；由山东省吕剧院创排的吕剧《我心永恒》，其中的革命先驱刘谦初牺牲于济南；由东营市吕剧团创排的吕剧《热血芳华》，其主人公原型出生于东营市广饶县；由聊城市山东梆子剧团创排的山东梆子《孔繁森》，主人公是聊城人；由莱芜梆子剧团创排的莱芜梆子《新娘》，表现的是抗战时期莱芜响水湾剧团的抗战事迹；由临沂柳琴传承保护中心创排的柳琴戏《沂蒙情》和《崔家沟》，前者表现的是沂蒙老区人民的抗战事迹，后者表现的是当下沂蒙老区脱贫攻坚战中整体搬迁的先进典型；由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创排的五音戏《风起东郝峪》，取材于淄博市博山区中郝峪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事迹；由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创排的山东梆子《梦圆黄河滩》，根据济宁市梁山县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创作。

英雄崇拜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英雄人物具有强大的思想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可以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和战斗意志。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先进事迹，都属于全国乃至全世界共有的可贵的文化资源，应该鼓励各种艺术形式、各地戏曲剧种进行艺术创作和舞台搬演。但是，因为地方戏曲是“历朝历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共同的文化记忆”[1]，以戏曲尤其是家乡戏的形式宣传家乡英雄人物，弘扬英雄精神，显然别有意义。这样的题材选择，是由当地政府的宣传需要、创作者的责任担当、剧种的地域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这种选择本身并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艺术创作以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为目的，应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不是政治说教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上提到的致敬英雄的作品，虽质量高下还有差别，但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都做出了努力。

2.以唱念做打演绎英雄传奇

当下戏曲创作越来越注重剧种特色，这无疑是剧种意识自觉的表征。前面提及的山东省近年创作的致敬英雄的现代戏，除了自觉继承本剧种传统唱腔、表演身段之外，还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方面有所探索。

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性。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说，主题立意至关重要，但是仅仅做到政治正确还远远达不到作品思想性的要求，还要在作品中体现创作者深入生活后的独立思考和探索。任何一位革命先驱或英雄人物，都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英雄。因此，在遇到生离死别的抉择时，虽然主人公最终或者以大无畏的精神慷慨赴死，或者舍小家顾大家，为了人民大众做出牺牲，但是行动之前他们也会思前想后，也会挂念父母妻儿，即使有钢铁的意志，这也是血肉之躯应有的表现。那些想要写出道德洁癖的想法，往往会落入人物虚假的窠臼。

吕剧《大河开凌》、京剧《燕翼堂》都是写革命先驱影响下，普通人的觉醒和成长历程。《大河开凌》中“迷糊”从懦弱到坚强，《燕翼堂》中刘合浦从忍辱负重“中立求和”到积极支援抗战，作品对他们的心理变化过程做了非常细致的表现，当他们发现即便想做顺民也无法安稳生存的时候，才终于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现实，于是选择了抗战之路。这些作品通过小人物的个人命运，反映大革命的时代背景，衬托革命先驱的召唤和指引作用，这就是作者创作的初衷，也是作品思想性的表现。

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偏于强调思想性，就容易造成“见事不见人”。而戏曲创作的目的是要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要使作品具有感染力，首先要使人物具有真实性和表现力，这样才能引起观众产生共鸣和感动。因此，戏曲创作一方面要写出人物的普遍性、典型性，另一方面还要写出其具体化、个别化。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关联在一起的，要实现其思想性，必须在实现其艺术性的基础上完成，以情动人，以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去打动观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作品的思想性便难以传达。

其次是作品的艺术性。艺术创作需要想象和虚构，与纯虚构的作品相比较来看，致敬英雄尤其是有原型的英雄，因为观众对他们的事迹大多是熟悉的，有着自己的印象和判断，因此创作者在想象力的发挥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纯写实就缺少艺术性，虚构多了又影响真实性。历史剧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而此类作品在细节创作方面更需要小心求证，要以历史记载或现实生活为依据，加以合理想象谋篇布局，使其更具有故事性、可欣赏性。吕剧《热血芳华》在展现主人公李世铮革命性、战斗性之外，注重用细节表现其做为普通人、平常人的一面，这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感。如李世铮与江云初一见面时，江云主动试探着问起“嫂子”的话题，李世铮当下心领神会，却故意不直接回答，有点儿含蓄与腼腆，也有点欲擒故纵的小聪明，这就为紧张的气氛增添了一点小情趣。吕剧《先驱·王尽美》巧妙地运用闲笔来增添作品情趣，其艺术效果同样可圈可点。一是作品中专门为反派人物设计的棒子舞，二是山海关马大棒寻人的场景，反派人物的丑行表演，配以滑稽的音乐，使人物独具性格，既推进剧情，又调节了气氛、增强了作品情趣，很好地发挥了传统丑行“胡椒末”的作用。这些作品注重以情动人，亲情、爱情、友情都得到了发挥，尤其是英雄人物奔赴前线或走向刑场前与母亲诀别的情节，在《马耀南》《先驱·王尽美》《热血芳华》中都有设计，这也表现了创作者想要以真情打动观众的自觉和努力。

戏曲是集体劳动的结晶，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而作品艺术性的高低最终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呈现出来。戏曲是划分行当的艺术，以行当来演人物，对于英雄人物的扮演，如果能通过揣摸人物，能与原型达到神似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能在形似上再下一点儿功夫，自然更是一种难得的缘份。吕剧《先驱·王尽美》中王尽美的扮演者李扬就给人既有神似又有形似的感觉，《燕翼堂》中的刘合浦扮演者刘建杰同样给人这种感觉。这得益于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力，也要借助于化妆师的造型能力。

再次是作品的观赏性。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传奇是“非奇不传”[2]，“奇”即“新”之别名。李渔强调，戏曲创作要有新意，有新意才能吸引观众欣赏。在山东省近年创作的致敬英雄的现代戏中，像《马耀南》中的马耀南、《热血芳华》中的李世铮（原型李耘生）、《燕翼堂》中的刘晓浦、刘一梦，他们的故事初次搬上戏曲舞台，擦去历史灰尘，让革命先驱的的形象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重新走进观众心里，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新鲜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吕剧《我心永恒》中的刘谦初、毛岸英，山东梆子《孔繁森》中的孔繁森等人物形象，是观众所熟知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要体现出作品的新鲜性，需要在创作视角、搬演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

有别于直接表现先驱形象的常规写法，吕剧《我心永恒》中同时塑造了两代革命者刘谦初和毛岸英的英雄形象，而且作品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张文秋、刘思齐母女对丈夫的回忆融合在一起，使革命者坚强如钢的英雄精神与对亲人柔情似水的爱意交织在一起，从细节和对比中彰显人物的高大。吕剧《先驱·王尽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吕剧唱腔亲切、质朴的韵味，演员大量使用戏曲程式化动作，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戏曲化效果，符合传统美学的精神气质，同时，它的形式又非常现代，后天幕大屏采用黑白灰色调复原剧情场景，气氛庄重大器，既有电影大片的即视感，也有年代剧的审美质感，这种创新性的处理，对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和吸引力。

三、总结创作经验，提升精品意识

就近几年创作的同类题材现代戏来看，各个剧团都积累了很好的创作经验，在艺术质量上也有明显的提升，比如避免了简单的政治说教，注重从细节处着眼，表现英雄人物的正常情感等。目前来看，虽然戏曲创作数量很多，也有一定的创作基础，但是距离打造成为精品，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突破，还有一段距离。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争取项目，搞突击式创作，在剧本还没有完全打磨好之前匆匆上马，为后期创作埋下了严重隐患。戏曲唱词写作的基本要求，一要合辙押韵，二要平仄相间，三要句式规整。只有严守规则，才能写出韵律优美的唱词，体现出唱词艺术的完美性。王骥德在《曲律》中说：“声分平仄，字别阴阳。”[3]他认为，“曲之篇章句字，既播之声音，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可和管弦。”[4]如果戏曲唱词在编写时达不到以上要求，那就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作曲和演唱。戏曲演唱讲究字正腔圆，而区分平仄是字正腔圆的基础。如果唱词的最后一个韵脚出现倒字，那么演员水平再高也难以做到字正腔圆。还不止唱词，没有打磨好的剧本，在人物设置、故事架构方面也往往存在问题，戏曲人物要靠舞台动作演出来，但是很多作品却把重要情节放到幕后，靠演员用唱腔来交待。因赶时间而急就章的作品，在作曲、导演、演员等各环节都难以达到高标准，一旦立到舞台上，再要修改，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是对戏曲作品数量的追求大于对质量的追求，即便有些基础比较好的戏曲作品，搬演结束也即刀枪入库。为了留出时间继续创排新戏，剧团基本没有时间打磨已经立上舞台的作品。精品是要在演出过程中一遍一遍地修改和打磨的，但是剧团根本顾不过来。回头看看三年前、五年前排演的作品，今天能够继续在舞台上演出的并不多见。虽然创作质量每年都在提升，但是“靠传统戏挣钱，靠新编戏拿奖”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剧团大概的演出情况是，平时演出以传统戏为主，因为传统戏舞台布置简单，观众也喜欢。而参赛、展演则以新创剧目为主，比赛展演结束，则迅即投入下一轮新戏创作，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三是剧团编制不足，尤其是基层剧团，只要一排大戏，编剧、作曲、舞美、导演、演员基本都要依靠外请。当所有剧团都在排演新戏的时候，有些基层院团因为借不到合适的演员，只能退而求其次，有时作品质量难以保证。同时，这样的作品立上舞台以后，因为创作人员尤其是演员来自不同剧团，只要演出就会牵扯到很多部门，如果时间上出现冲突，那么排戏演戏就很困难。精品是磨出来的，这样临时组合搭班创排的剧目，不利于后期的排练和演出，更难有时间通过一遍遍演出和修改去打磨精品。

总之，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一大批向党献礼的戏曲作品立于舞台，这是党和国家重视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戏曲这一古老艺术门类的当代价值，体现了戏曲创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这些作品选取了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时间涵盖了从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成立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透过艺术看历史，我们可以通过戏曲作品接受鲜活生动的党史教育，而以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进行搬演，对戏曲剧种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此项举措无论对于党史教育还是剧种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集中排演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剧团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创作力量薄弱，作品艺术质量难以保证。如同酒和茶一样，戏曲需要慢慢磨，细细品。既然是观众要品戏，创作者就要赋予作品足够观众品评的韵味。否则直白如开水，则失去了品的价值。

注释：

[1] 周爱华：《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87页。

[2]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5页。

[3]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07页。

[4]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07页。

（作者周爱华，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科研处副处长，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来源：《山东艺术》 2021年第6期